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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兔”飞猛进,名字起对了就能涨?******

  文/陈康亮

  兔宝宝(002043)还在涨。

  尽管有媒体提示风险以及高管减持等负面信息,但截至1月16日收盘,兔宝宝当天仍上涨近4%,今年以来兔宝宝已累计上涨近60%,成为2023年开年“妖股”之一。

  兔宝宝是谁?

  公开资料显示,兔宝宝身处家居行业,主营装饰材料和定制家居业务,是国内高端环保家具板材产销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公司2005年上市,主要产品为装饰板材、科技木、地板、胶粘剂、原木、木门、定制衣柜、橱柜等。财报显示,装饰材料业务贡献其营收占比逾七成,为公司的“现金奶牛”业务,而定制家居业务营收占比逾两成。

  兔宝宝的发展和房地产景气度可以说息息相关。近年来,房地产遭遇下行压力,身处房地产产业链上家居建材板块的兔宝宝业绩亦承压下行。2022年前三季度,公司营收和归母净利润分别为58.73亿元、3.89亿元,同比分别下滑7%、25.63%。兴业证券研报表示,公司业绩下滑源于华东区域受疫情冲击叠加国内房地产行业持续低迷。

  回顾兔宝宝本轮上涨行情,令人费解。兔宝宝股价由去年11月初开始反弹,股价低点实际上与房地产行业预期整体向好的转变有关,兔宝宝股价的低点与万得资讯(Wind)房地产行业指数低点基本一致。但兔宝宝股价与房地产指数一致的趋势仅仅持续了一个月,到去年12月初,两者之间走势呈现明显分化,兔宝宝股价并未伴随房地产指数调整而调整。到了今年,其股价更是形成了凌厉上涨趋势。

  在此前的股价异常波动公告当中,兔宝宝称未发现有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也未发生重大变化。

  分析认为,兔宝宝近期的大涨,或许与其股票名称有关。在农历兔年即将到来,作为A股唯一股票名称含“兔”字的标的股,兔宝宝获得了游资青睐,成为炒作标的。

  有媒体发文称,从兔宝宝这几日股价走势来看,符合游资短线炒作的风格。游资通过“击鼓传花”等方式短线炒作后离场,散户则往往成为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和“接盘侠”。

  那些年A股炒过的“兔宝宝”

  业绩不佳仍然挡不住兔年炒作兔宝宝,这让人不禁想起A股所谓的“股票姓名学”:名字起对了,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行情。

  事实上,上述生肖炒作中,兔宝宝并非孤例。以往农历年前A股也都会有一波生肖行情。诸如湖北广电(谐音虎)、金牛化工(带有牛字)、联环药业(老鼠药概念)等,都曾在当年生肖行情中,经历了一轮股价上涨,多数个股股价短期翻倍。

  2022年2月8日,当谷爱凌为中国队拿下北京冬奥会上的第三枚金牌时,A股名字里面带“谷”字的股票纷纷出现不同程度上涨。其中,远望谷股价冲上涨停板,股价创下近半年内新高。

  美总统大选期间,A股部分公司股价也因名称而出现异动。2008年奥巴马美国大选前后,澳柯玛多次涨停;2012年奥巴马连任,澳柯玛再次涨停。2016年,由于特朗普(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川大智胜涨停。此外,一个诗和远方(SHYF)的段子让石化油服(SHYF)大涨,电视剧《欢乐颂》一句要收购红星集团让红星发展大涨……

  上述公司的上涨可能是股票名称“无心插柳”而获得的意外之喜,但由于A股存在上述炒作之风,部分公司亦处心积虑通过“更名”来蹭热点。

  最有名的可能当属多伦股份改名为“匹凸匹”。2015年P2P互联网金融概念正火热,多伦股份于当年5月发布更名公告,随后受到资金热捧,股份股价连续6日涨停,涨幅为77.37%。

  然而,经证监会调查,此次更名事件背后是多伦股份的实际控制人鲜言实施的证券市场操纵行为。中国证监会在2017年3月对鲜言开出34亿元的史上最大个人罚单。2020年12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鲜言构成操纵证券市场罪,对其处以有期徒刑3年4个月,罚金1000万元并追缴违法所得。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在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种“追名逐利”的概念炒作行为属于市场噪声,往往属于短期行情,投资者应该保持清醒,不要盲目跟风。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赵锡军在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记者采访时表示,炒作概念等投机行为任何市场都会有,但A股市场由于个人投资者占比偏多,市场相对不成熟,因此投机炒作事件时有发生。但随着中国资本市场逐渐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A股投资价值也将不断凸显。不管是哪个板块的概念股,最终还是要回归基本面。

  对于上市公司来说,要脚踏实地、立足主业谋发展。对于投资者而言,不要参与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不要盲目跟风,要看清炒作背后是否有真实投资价值,进行理性投资。

【中国这十年·焦点面对面】共筑全球新“气候”,中国从未缺席******

  中新社北京10月14日电 题:共筑全球新“气候”,中国从未缺席

  ——专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王毅

  中新社记者 李金磊 彭大伟

  “要么一同采取行动,要么一起自杀。”今年夏季,面对极端天气频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出警告。

  洪水、干旱、极端风暴和野火,异常的气候变化让人类面临严峻考验,全球气候治理面临巨大的威胁和挑战。

资料图:拉马乡鲁南山风电场。李益民 摄资料图:拉马乡鲁南山风电场。李益民 摄

  “人类燃烧化石能源排放的温室气体产生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温度上升,升温又带来了地球表面各个圈层的一些变化,比如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增加并产生相关的粮食生产、能源安全等风险。”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王毅日前在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时说。

  “我们必须要加速采取行动来拯救人类自身。”王毅表示,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以及去年通过的《格拉斯哥气候协议》,人类必须要采取统一的行动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在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过程中,中国根据自身的能力不断更新、提升目标,从“十一五”时期提出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到“十二五”时期提出“国家自主贡献”,再到2020年提出“双碳”(碳达峰与碳中和)承诺,有力推动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

  十年来,中国“逐绿而行”,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取得显著成效,一个“只此青绿”的中国展现在世界面前。

  这十年,中国稳步推进能源结构调整,风电、光伏装机量、发电量均居世界第一,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居全球之首。

  中国严格控制二氧化碳排放,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8.4%,同时建立了全国碳市场机制,成为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碳市场。

  同时,中国不断提高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是世界森林密度增长最多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全国增绿面积占全球四分之一。

  “过去十年,中国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6%的经济增长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能源增长并未脱钩,但是中国以更少的能源支撑了经济增长。”王毅表示,一方面控制化石能源的消费,另一方面转变能源结构,中国在一些重要的产业特别是可再生能源设备、动力电池制造等领域具有明显优势,在全球碳减排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全球气候治理正受到全球疫情、经济低迷、能源和粮食危机、地缘竞争,以及一些国家气候政策“回摆”等多重挑战。

  王毅认为,发达国家应加速自己的行动,同时也要资助发展中国家并为其留出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不是“忽悠”发展中国家作出不切实际的减排承诺。在复苏和应对过程中,要找到一条推进高质量公正转型的路线,以更加节能和可持续的非化石能源的增长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同时提高适应能力,来弥补在减缓、适应、技术、资金、领导力等方面的赤字,共同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完)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王毅(右)日前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王毅(右)日前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

  访谈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社记者:世界气象组织近期发布《团结在科学之中》报告。报告警告称:人类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如果不采取更加雄心勃勃的行动,气候变化的自然和社会经济影响将越来越具破坏性。为什么全球极端天气频发?人类应对气候变化面临着哪些挑战?

  王毅: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揭示了人类的行动跟目标之间相距甚远,特别是要实现升温在1.5℃之内,现在的行动是远远不够的,甚至说要增加七倍的努力,这是一个巨大的差距。

  气候变化首先是一个科学问题,人类燃烧化石能源排放温室气体所产生的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温度上升,升温又带来了地球表面各个圈层的一些变化,比如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增加,并产生相关的粮食生产、能源安全等风险,严重影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所以我们必须要加速采取行动来拯救人类自身。

  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以及去年通过的《格拉斯哥气候协议》,人类必须要采取统一的行动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以减少燃烧化石能源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

  应对气候变化主要有两方面工作,一方面是减缓,就是要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或者依赖,同时要增加生态系统碳汇,开发和利用碳捕获与封存(CCS)技术。另外一方面是适应,地球的地表温度还在上升,我们要适应这种变化,同样也要采取更多行动来做这项工作。

江苏常州“渔光互补”光伏发电,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丰收。泱波 摄江苏常州“渔光互补”光伏发电,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丰收。泱波 摄

  中新社记者:中国为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做出了哪些贡献?

  王毅:在国际层面,中国推动气候多边进程,并促进一系列国际气候规则的达成。在国内层面,中国在“十一五”时期提出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十二五”时期提出中国的“国家自主贡献”,2020年提出“双碳”承诺,都有力推动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中国根据自身的能力,不断在更新、提升目标,一步一步往前推进,做出积极而具有引领性的贡献。

  中国现在已经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方面需要与各国合作采取行动,同时也在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过去十年,中国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6%的经济增长率,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能源增长并没有脱钩,但是中国以更少的能源消耗来支撑经济增长。

  同时,可再生能源发展非常迅速,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装机已经接近11亿千瓦,已占全部电力装机的44.8%,2021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将近2.5万亿千瓦时,相当于总发电量的约30%。一方面控制化石能源的消费,另一方面转变能源结构,更多去依靠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减少由于能源的增长所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中国在一些重要的产业上特别是可再生能源设备、动力电池制造等领域具有明显优势,在全球碳减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王毅日前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王毅日前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

  中新社记者:中国驻欧盟使团临时代办王红坚近日表示,绿色合作不可能在真空中推进,不可能一面搞地缘对抗,一面要求别人无条件合作。该如何破解这种困境?

  王毅: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整个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在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下,零和博弈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仍然是基础。

  发达国家首先要提高自己的力度,也要资助发展中国家并为其留出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不是“忽悠”发展中国家(作出不切实际的减排承诺)。各国要以更加节能和可持续的非化石能源的增长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同时提高适应能力,弥补在减缓、适应、技术、资金、领导力等方面的赤字,共同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把安全、气候保护、经济复苏和增长统筹起来,这很重要。

  乌克兰危机、新冠疫情以及通货膨胀等很多非气候因素跟气候问题交织在一起,怎么更好去统筹处理这些问题,也需要我们做更多的研究,采取更加务实的行动。

  同时,竞争也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技术领域,要通过竞争来促进创新,通过竞争来降低成本,但合作是主流,所以应该把握合作的各种机会,同时也要为竞争做好准备。

  中新社记者:气候变化是超越国家、超越意识形态的全球性挑战,但是近年来,个别国家在国际合作中表现出气候单边主义倾向,对国际气候条约合则用、不合则弃,给全球气候治理合作带来严重阻碍。该如何克服气候单边主义倾向,促进开展务实的合作和行动?

  王毅:气候单边主义有两种倾向,一是不合作,不承认气候变化的事实,就像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了《巴黎协定》,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影响了全球合作和应对气候变化多边进程。

  二是不尊重现在的多边规则。很多发达国家只是单纯要其他国家提高目标,要更有雄心,更有力度,但是忽视了这些国家的转型路径和替代方案。

  中国同意不断减少化石能源消费、更多利用可再生能源,但是需要一个公正、安全、平稳的转型。这一年来,欧洲经历了乌克兰危机,也经历了能源紧张,说明我们仍然需要一个更科学合理的路径、更明确的替代方案来实现目标。

  我们要防止单边主义,走多边主义的基本路径,需要加强交流和沟通,必须要促进双边、多边的交流合作来增信释疑。

  中国一定要坚定方向,保持力度和节奏,同时要通过国际传播来讲好中国故事,跟其他国家分享“双碳”的实践、经验、技术,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白鹤滩水电站。东方电气供图白鹤滩水电站。东方电气供图

  中新社记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维护全球气候治理公平正义的基石。但是当前一些发达国家却通过建立“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俗称碳关税)”等方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排放责任、转嫁减排成本,试图无形中消解这一基石。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王毅:对此要有全面的认识,欧盟拟单边采取的“碳边境调节机制”不符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同时是否破坏现有的一些多边规则也需要关注。例如,欧盟国家声称CBAM没有破坏WTO规则,但是WTO关注的是自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相关环境条款的规定不清晰,对有关环境产品的认定一直没有实质进展,也未达成环境产品减税的协议,导致一些国家借此设立各种“绿色贸易壁垒”。所以,欧盟国家的做法存疑。

  在乌克兰危机和通货膨胀背景下,能源价格高涨,“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很多政策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我们综合研判和应对,但最核心的就是加速转型。

  中国在可再生能源设备制造、动力电池及电动汽车方面有很多优势,只要坚持方向,实现系统性的变革,把整个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生产生活方式、贸易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变,比别人转得更快,就有望化解相关的政策挑战。

  中新社记者:《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COP27)即将在埃及举行。当前全球气候治理正受到全球疫情、经济低迷、能源和粮食危机,以及一些国家气候政策“回摆”等多重挑战,中方如何保持定力,推动气候多边进程持续取得进展?

  王毅: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多次表示,COP27首先应该是一个落实和行动的大会。

  要把《巴黎协定》《格拉斯哥气候协议》的各项规定落实下来,但现在有一些重要的缺口,比如说适应问题、资金问题,发达国家提出的到2020年到达1000亿美元资金的支持仍未落实。

  雄心目标同务实行动必须要保持平衡。在乌克兰危机、通货膨胀影响能源和粮食安全的形势下,一些国家气候政策短期“回摆”可以理解,但在恢复的过程中必须要考虑构建未来净零排放或碳中和的新格局。

  各国一方面要更好去应对现有的一些短期问题,同时在复苏和应对挑战过程中找到一条公正转型的路径。大家要一起努力,才可能弥补差距并且减少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危机。各国一起把步子走稳走实走好了,才能共同迈向低碳可持续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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